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每年都要舉辦一個文化展慶祝“亞洲遺產(chǎn)周”。但是,，在今年5月的活動之前,，病毒學家蔣觀德和他的同事們利用這一機會，對亞洲科學家在國家健康研究院內部項目中的地位進行了調查,。
他們發(fā)現(xiàn),，在國家健康研究院280名有望獲得終身頭銜的調查員(相當于助理教授)中，亞裔所占比例為21.5%,，但是,，在950名高級調查員(相當于終身研究員)中，只有9.2%是亞裔,。在約200家實驗室或者分支機構主管中,，亞裔僅占4.7%。(在這里,，“亞裔”包括具有中國、韓國,、印度,、巴基斯坦或日本血統(tǒng)的科學家。)在個別研究所,，這一比例更嚴重,。截至今年春季，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55名實驗室主管中,，只有一位是亞裔,。而在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性疾病研究所的22名實驗室主管中，連一位亞裔都沒有,。
亞裔科學家的職場無形障礙,？
亞裔科學家是美國生物醫(yī)學研究實驗室的一股主要力量。但是為什么擔任領導職位的亞裔這么少,？
病毒學家蔣觀德總是覺得他的雇主——美國國立衛(wèi)生院（NIH）每年用一場文化展來慶祝亞洲遺產(chǎn)周是很古怪的,。蔣觀德在談到亞裔的時候說：“我們并不是因為偉大的廚師或者舞蹈家而出名,。我們是因為偉大的科學家而出名”。根據(jù)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盡管亞裔只占了美國全國勞動力的4.1%,，他們卻在美國生物學家中占了14.7%。因此,，去年他和NIH/FDA中美協(xié)會發(fā)起了一個新風俗：邀請一位著名的亞裔科學家發(fā)表一次科學演講,。
今年5月，隨著亞洲遺產(chǎn)周來臨,，蔣觀德和他的同事有了另一個主意：為什么不借助這個機會調查一下亞裔科學家在HIN內部項目中的狀態(tài)呢,？蔣觀德已經(jīng)收集了一些在NIH升職機會的令人困擾的數(shù)字，而他希望看到他的數(shù)字是否與NIH的官方數(shù)字相符,。
讓他感到苦惱的是,，數(shù)字是相符的。盡管NIH的280個tenure-track研究員（相當于助理教授）中的21.5%是亞裔,，亞裔只占了950個高級研究員（終身研究員）中的9.2%,。而在大約200個實驗室或者部門中只有4.7%的負責人是亞裔。（在本文中“亞裔”包括所有使用亞裔姓氏的科學家,，而不論他們的國籍或者移民身份,。該群體主要是由中國裔、韓國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或日本裔科學家組成。）在特定研究所中,，亞裔的比例更少,。今年春天，NIH 的最大研究所——國立癌癥研究所的55個實驗室負責人中只有一個是亞裔,。在蔣觀德所在的國立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22個實驗室負責人中沒有亞裔。
對于蔣觀德和其他人,，這個數(shù)字意味著亞裔生物學家升職的無形障礙,。這個數(shù)字似乎說明，亞裔在大多數(shù)實驗室中受歡迎,，并且那些證明自己確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得到長期職位,。（臺灣出生的蔣觀德?lián)碛蠱D和PHD學位，1985年來到NIH成為Staff fellow,，1993年得到終身職位,。）但是他們不能指望進入高級管理層。“我們覺得這個領域不平等”,，蔣觀德說,。他計算出在NIH的三大研究所中,，亞裔占了適合提升為實驗室主管的候選人中的12%。
一些亞裔生物學家說,，NIH不是唯一存在職場無形障礙的地方,。今年夏天，美國西北大學的神經(jīng)科學家饒毅審視了他的研究領域中的兩個主要專業(yè)學會：神經(jīng)科學學會（SfN）和美國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學會（ASBMB）,。他的發(fā)現(xiàn)比NIH的數(shù)字更令人困擾,。
他的數(shù)字顯示ASBMB的26個理事會成員沒有一個亞洲人，這個學會的11個常任委員會中的193個成員中也無一亞洲人,。亞洲科學家只占了這個學會的最高級雜志《生物化學雜志》（JBC）703個編輯成員中的不到4%,。而21個有決策權的副主編中沒有一個亞洲人。饒毅發(fā)現(xiàn),，在SfN的領導層中,，亞洲人也不見蹤影。亞洲人在18個委員會中的300個委員席位中只占2席,，沒有一人擔任神經(jīng)科學學會的15個選舉產(chǎn)生的領導和理事職位,。回顧學會的36年歷史,，饒毅發(fā)現(xiàn)只有少數(shù)亞洲科學家曾擔任這種職位,。
饒毅說這個信息是清晰的。“無論怎么描述這個現(xiàn)象,，這個現(xiàn)象之下的問題是歧視,，”他在今年7月寫給兩個學會的管理官員的信中寫道。“華裔美國人傾向于保持安靜,，部分是因為沒有人傾聽他們的聲音和他們所關心的事,。但是這應該意味著他們永遠服從別人和甘當下手嗎？”
NIH,、SfN和ASBMB的高官對這些數(shù)字沒有懷疑,，盡管他們有些人說他們對此感到驚訝。“存在職場無形障礙的現(xiàn)象,，這很麻煩，”主管NIH內部研究計劃的Michael Gottesman說,。“這會讓你思考是不是存在固有的偏見,。”
尋找（問題的）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釋這種鴻溝。他和其他人去掉了新近來美國的亞裔科學家,，語言障礙以及阻止亞洲人積極尋求升職和榮譽的文化形象這些因素,。但是在最后，他們說他們的組織有義務嘗試改善這一處境,。“解決方案是簡單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的成就更廣為人知,，”Gottesman說。今年夏天他和蔣觀德以及其他三位亞裔科學家會面,，討論了NIH如何能（在消除歧視這個問題上）做的更好,。
秘密問題
對于饒毅及其他亞裔科學家，他們最近的調查證實了他們長久以來感到的情況,。“這是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波士頓大學的神經(jīng)科學家錢卓說。他于1986年從中國赴美攻讀研究生,，后來成為美國公民,。“我們沒有淪為典型的少數(shù)民族，因為我們并沒有未被充分代表,，特別是在科學上,。但是你看到這么多（亞裔科學家）在梯隊的底部，而在高層的那么少......這是個古怪的情況,。”在今年春天給NIH主任Elias Zerhouni的一封要求NIH收集數(shù)據(jù)的信中,，蔣觀德解釋說“我們希望向你破除一種常見的神話，即亞裔不愿意成為領導,。”
但是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家謝宇說,，這個問題也很復雜。他研究了科學家的行為以及美國社會日益增長的亞洲人,。“常常是人們看到了統(tǒng)計數(shù)字,，然后匆匆得出結論說存在歧視”，謝宇說,，他于1982年從中國赴美攻讀研究生,，“我從未看到任何證據(jù)表明歧視。這（歧視）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們知道的還不夠,，沒法證明”事實上，受《科學》雜志采訪的幾個亞洲裔科學家說他們沒有遇到任何一種職場無形障礙,。“我本人沒有遇到,。但是我也不是很敏感。”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說,。他在今年早些時候成為了霍華德?休斯醫(yī)學研究院的研究員,。
盡管如此，駱利群說別人告訴過他無形障礙是存在的,，并且人們似乎知道這個問題,。他說，他在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同事在收到饒毅的信之后聯(lián)系了他,。駱利群說,，如同晴天霹靂,，他被邀請進入了SfN的研究計劃委員會。
Brandeis 大學的神經(jīng)科學家Eve Marder擔任這個學會研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她說學會的其他官員強烈地認為所有的小組的代表都應該是多樣性的,。“恰好今年他們都沒這么做，而我建議委員會的委員會更主動一點,。”他說他也建議饒毅采取一種策略,，這種策略曾幫助女性升職：“寄給我們對學會工作感興趣的人的名單，因此就沒有人敢說他們不知道亞裔科學家”也愿意并且有能力為學會服務了,。
委員會的委員會的負責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Irving Levitan說當他看到數(shù)字的時候“震驚了”。“人們對于性別和未被代表成員非常注意,，”他說,，“但是說實話，我們沒有注意到亞洲人,，因為他們在實驗室太顯眼了,。”
對于ASBMB的官員，饒毅的信息的語調和信息本身一樣令人震驚,。“這是一封非常無禮的信,，”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Linda Pike說。“他在指控我們不去尋找原因,，而做了什么糟糕,、可怕和卑劣的事情。你不能只看數(shù)字,。”
在她對饒毅的回復中,，Pike探討了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有多少亞裔科學家真正適合擔任領導職位？“科學論文的華裔作者中有多少可以為ASBMB委員會服務,？”她問到,。“有多少選擇回國，有多少認真地嘗試在美國獲得教職,？”此外,，她還提到，在獲得研究資金,、從而為升職奠定基礎方面,，“語言技能的缺乏可能給科學家?guī)韲乐氐牟焕蛩?rdquo;。“盡管我同情你的擔憂,，在判斷ASBMB涉及歧視的時候,，還需要調查更多的東西,。”
即便如此,，學會主席Judith Bond說,，ASBMB正在非常嚴肅地對待這項指責。上個月,，Bond說學會決定邀請一位“華裔美國人成員”成為JBC的副主編,，并且理事會計劃在12月的會議上討論這種“無形障礙”的問題。
對于Gottesman而言,，（機構的）惰性和空閑職位有限,，比亞裔科學家的資格問題更加妨礙事情的進展。“成員越來越多,，”他說,，“但是我們的實驗室負責人的平均年齡比10年前大了10歲。需要讓這些職位輪流得更頻繁,。”他說他的工作是提醒科學主管注意更廣泛的候選人,。
無形障礙并不意味著沒有人在事業(yè)上成名。成功的例子有很多,。事實上,，一些亞裔科學家說，在描繪美國的一幅凄慘的景象方面,，這種批評走了極端,。“他們?yōu)橐豁椓己玫氖聵I(yè)而奮斗，但是他們正在走向極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神經(jīng)科學家蒲慕明在談到那些認為數(shù)據(jù)證明了無形障礙存在的科學家時說,。“美國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對外國科學家最寬容的社會,。在10年里,，饒毅很可能會在這些領導職位中擔任一職，他的許多同行也會,。”
實際上,，許多人都期待著一個光明的前景。他們說,，情況會改善,，既因為當前這一代領導者的老去，也是因為亞裔科學家將更熟練地學會如何領先,。“這是美國,。你需要利用這些助你成功的品質，”杜克大學健康事務主管曹文凱（Victor Dzau）說,。他出生在上海,，在加拿大和美國接受教育。“這需要你有意識去努力。但是我預計,，隨著下一代科學家成長起來,，這種不平等會縮小。”
蔣觀德也認為變革正在到來,。去年,，他說他處正在離開NIH的邊緣，那時候一位年長的同事讓他相信歷史在他的這一邊,。“當我在NIH成長的時候,，”這位同事向他傾訴，“每一個醫(yī)學主管和每一個主任都是WASP（祖先是英國新教教徒的美國白人）,。但是他們得力的手下都是猶太博士?，F(xiàn)在我們的最得力手下都是亞裔。這只是個時間問題,。”這番鼓舞他的談話,，再加上最近他和Gottesman的會晤，讓蔣觀德相信NIH是他的事業(yè),。因此他說他將留在這里,，等待不平等消失的時候。
